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

　　2013年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年会暨第六届中国•南方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于2013年12月14日上午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一号楼8楼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责任评估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企业社会责任》杂志社协办。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会员，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广东省各类社会责任机构特邀人员等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年会由管理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浩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温宪元研究员致开幕辞。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黎友焕博士作工作报告与工作计划，对2013年研究会的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的工作思路报告。肯定了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成立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责任评估与研究中心研究会；成员单位积极举办各类专业学术会议、开展专业研究工作；研究会会员积极推动社会责任教学活动的开展、积极参与各类专业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与各方合作；开展各类纵向课题与横向课题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一批有分量有影响力的专著；等等。同时也指出研究会仍然存在的问题，例如，研究会与其他NGO一样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研究会网站与各会员单位的网站链接不足，理论研究如何与实践相结合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研究会的凝集力不足，不少会员的工作热情较低。其后，进行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理事会成员补选及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年度优秀成果奖颁奖。广东物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高级经济师罗维羽，广东工业大学书记、教授汤耀平，广东培正学院校长、教授张蕾，广东药学院副校长张幼铎，雅天妮中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789）董事会主席谢海洲，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刘华强等6人增补为研究会副会长。另增补常务理事5人、理事26人，共有9篇论文评得优秀成果奖。

　　第六届中国•南方企业社会责任论坛由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陈德萍主持，暨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献中博士，广东农业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晓明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处副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忠博士，广州市交通站场建设管理中心主任余浩然，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讲师杨春方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何志锋博士做主题演讲。论坛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

　　学术界关于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正相关、负相关、无关联、U型曲线关系和协同关系等观点。例如，Husted and Allen（2007）认为就像并不是所有基于市场的项目都能给企业带来价值一样，并不见得所有社会责任活动都能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刘建秋，宋献中（2011）认为有些社会责任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而它们带给企业的价值不明确，而且，不同的社会责任活动（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给企业带来的边际价值与其发生的边际成本是各不相同的，加上企业行业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对社会责任收益的敏感性不一，使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并不完全一致。

　　宋献中教授作《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报告，指出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和价值创造影响的研究困惑是目前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RBV）为我们揭示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提供了启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信誉资本作为中间变量，建立基于信誉资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分析框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是直接的相关关系，它们通过企业信誉资本为中介，产生一种相互促进的循环影响过程。更好地解释了社会责任的现实经济后果，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思路和方向。

　　文章将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信誉资本生成的逻辑通过企业的员工、顾客、政府、社区及环境责任分别对于员工满意度、顾客满意程度、高产品质量、市场地位与形象、社会贡献环境友好的影响来表示，如下图（图1）。而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资本，能够非常有效的把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良好印象，转化为企业的资源与对企业的支持行动，从而强化企业的商业成果并推进其战略意图的有效实现，如下图（图2）。企业信誉资本有企业过去的社会责任行为和财务行为共同影响，并且都会影响到企业后期的财务绩效和价值创造。因此，社会责任通过企业信誉对企业价值与财务绩效影响的传导路径如下图（图3）所示。其传导路径总结为：

　　首先，信誉资本受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的影响，其中非财务因素就主要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一方面是企业过去的社会责任表现，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会积极作用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改善企业的信誉水平。同时，企业信誉资本除了受社会责任的的影响外，还受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财务绩效的影响。

　　信誉资本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带来企业价值创造的增加。

　　二、农业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国内众多的个人或企业纷纷涉足农业，范围几乎涉及农业的各个领域。由此，何为农业企业、农业企业与其他企业有何差异、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有何特征都成为了关注的重点。

　　欧晓明教授作《农业企业CSR：特征与内涵》报告，将农业企业定义为，一般是指主要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盈利性经济组织。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农产品生产企业；二是涉农企业，主要包括以农产品初级加工和流通的企业，以及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相关企业例如农药企业等；三是纵向一体化的农业企业，主要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营业务，向其主导产业的前端或后端延伸的企业。指出农业企业具有经济组织的一般特性，作为经济组织，为其生存和发展，农业企业也以盈利为主要目标。但是发迹于农业、发展于农村，始终与“三农”保持千丝万缕关系的农业企业，在其运行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绩效等方面与工商企业相比较存在明显差异。文章基于Carroll“金字塔”模型构建了农业企业利益相关者矩阵，如下表（表1），并总结了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图4）。

　　何志锋博士在《基于食品安全视角的农业企业社会责任浅析》中通过分析我国食品安全事件的现状，对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以及缺失问题进行研究。文章指出，2002年-2012年我国重大食品中毒事件数量、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呈现先快速增长、后大幅回落的态势，但总体仍然处于高位水平，高于欧美国家的同期水平。将食品安全事故归纳为四类：因为自然或者客观条件的影响，大体上属于不可抗力的外部因素造成的食品污染；因为食品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出于私利，在知情的情况下影响食品质量；因为食品检测监督条件不完善，对食源性病原菌缺乏认识或从业人员非主动性过失，造成劣质食品未被发现继而进入消费环节；因为食品安全和最终惩罚的法令制度不健全或者徇私舞弊，导致的食品安全事件。依据利益相关者的分析，农业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社会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动遵守国家食品安全法规；第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第三、尊重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第四、尊重员工的合法权利，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第五、保护农民合法权利，与农民实现双赢。并指出农业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农业企业经营理念落后，农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薄弱及制度建设不完善，制度执行不到位。提出推进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三点建议：树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的经营理念；推进农业企业GMP认证；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作用。

　　三、商业组织伦理问题

　　朱文忠教授作《基于价值链视角的商业组织伦理问题分析》报告，文章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商业道德问题，基于价值链理论，将组织伦理定义为：企业各个直线职能和参谋职能部门所面临的商业道德困境问题。直线职能部门存在的商业道德问题包括：进料环节，进料检验把关不严购买有害或次品原料、进料涉嫌受贿、进口原料逃税等；生产环节，例如，添加有害物质或原料生产、环境污染、使用有害技术生产、国际生产外包劳动剥削；发货环节，收钱不发货、故意延误发货、欺诈等；营销环节，如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绿色外衣、病毒式网络广告；售后服务，如推诿责任 、劣质配件、欺诈消费者 、小毛病修成大问题 、维修价格不透明。而参谋职能部门商业道德问题包含，研发环节，如专利知识产权侵害、危险人体实验、未充分测试投放市场、工业间谍；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招聘歧视、已肝测试、提拔任人为利、任人为亲、任人为顺、员工监视侵害隐私、职业安全与健康忽视、童工、奴役员工等；财务管理环节，如做假帐、内线交易、高管薪金过高；采购环节，商业贿赂、佣金回扣等。总结存在商业道德问题的原因：价值链管理不到位，组织商业道德规范不健全，职能部门目标设顶过高或不合理以及追求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润。并提出强化价值链管理，健全道德规范，合理设定部门成本和利润目标的对策建议。

　　四、广州BRT的社会责任贡献

　　公交班线各自运营、线路重复叠加、简单服务网络、道路交通拥堵、搭乘费时费钱，而广州BRT由于统一运营调度管理、具有“30+1”灵活线网规划、拥有专道专用、覆盖全市1/7公交站点、同方向免费换乘，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公众的认可，获得了应对气候变化“灯塔奖”、世界可持续交通奖以及绿色低碳奖。余浩然博士的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看广州BRT的社会贡献》从社会责任角度分析了广州BRT的社会贡献：BRT降低维系成本、优化契约内容、强化契约良好关系，从而降低消费者交易成本，改善了消费者和社会福利；制止负外部效应，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提高了环境绩效，较公交车年消耗能源下降4.3%、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1.5%、年颗粒物排放14吨，降低政府城市大气污染的致力和管理成本，使乘客享受舒适乘车环境，对于其他利益者提供了正的外部效应。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发掘BRT的潜在贡献价值，需要加大政府政策引导和财政激励力度、发挥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及强化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五、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日益深入，研究的范围已相当广泛，研究的内容已相当丰富，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目前严峻，毒猪肉、假羊肉、三聚氰胺牛奶、塑化剂白酒、地沟油、雾霾天气、堆积如山的垃圾、强制性的拆迁等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杨春方博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问题进行研究。他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一文中指出，中国学术界过多地关注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理论体系的完善，研究方法的提升，对如何切实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展开，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治理机制仍存在明显不足；过多关注于消费者、员工、供应商、竞争者、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微观实证研究，却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表象背后潜在的社会背景与制度根源。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实际上涵盖了三个领域：市场、社会和国家，包括了三个主体：企业、社会和政府。企业的内在自觉，以及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外在约束与激励，共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企业、社会和政府三者力量对比的差异与社会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治理模式的差异。因此，文章试图从社会结构的独特视角，从企业、社会、国家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演进中来分析西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演化轨迹，探讨当代西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历史发展、现实成因及未来走向，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章对社会责任市场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制以及社会治理体制三种模式进行了对比，指出自由主义的市场治理实际上是企业的自我治理，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市场领域内的自动解决，强调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是最具弹性，成本最低，但却是最不可靠与最不可信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市场治理带来的严重社会责任问题，甚至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使其最终为国家治理的模式所代替。国家治理强调社会责任问题的政府监管与国家治理，这种国家或政府治理是一种“硬约束”，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最缺少弹性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也可能是社会公众和政府最倾向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下，企业必须不计成本地加以遵从。但信息不对称及官僚主义带来了治理与谈判的高昂成本。同时，还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膨胀及其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侵害，巨额的财政负担，以及腐败等问题。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模式刚好弥补了市场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明显缺陷。社会治理模型强调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广泛关注，这与国家治理模型相一致。同时，他对企业与市场的肯定和强调，又与市场治理模型相一致。但是，与这两种模型不同的是，社会治理是一种“软约束” （介于市场“自愿约束”与国家“硬约束”之间），即主张采用更多的市民社会的直接干预及自愿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有效，而且成本更低，所以就成了以上两种方式之外的最佳选择，也是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发展方向。

　　文章对比中美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美国文化对个体价值的尊崇，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与制约，使美国形成了一种“大社会，小政府”的社会结构。所以在美国，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解决主要定位于市民社会，通过社会公众和社会团体的强力干预与直接行动来来化解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同时，市民社会还通过政治选举、社会舆论、社会团体的活动等对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保证企业承担对社会的责任。这可以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软约束”或“社会治理”。而中国文化对整体价值是强调，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使中国形成了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形态。在中国，社会公众不能直接选举村以上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人，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功能不足，政府权力的社会制约机制还没有形成。同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背景下，资本的稀缺及其高度流动性，各级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及对资本的争夺，使资本对社会公众也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所以，面对缺少制约的地方政府权力，及有组织的强势资本，原子式的社会公众缺少应有的利益表达能力。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治理主要依赖于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政治干预与行政监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意志难以在地方政府决策中直接体现出来，地方政府的经济理性日益凌驾于社会责任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所以，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政府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甚至本身都可能成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一个精明、强干，或者全职全能的政府，而是需要一个能正确履行自己职能，能驯服于民意和社会责任的政府。只有这样，社会责任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借鉴美国，即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发育及社会自治，把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管的权力还给社会自己。如果每个社会公众都像美国人一样，关心自己的利益，思考自己的利益，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唤醒一个充满惰性与依赖的民族，激发这个社会的生机与创造力，能比一个强势政府创造更多的奇迹。只有当社会自己足够强大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只有当公共权力驯服于社会利益时，那时候社会才有了与企业对等博弈的地位和能力，现实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才可能诞生。企业、政府、社会各个主体才可能在相互制衡与相互激励中，在各自的轨道上良性地运行，从而形成以社会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最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全面提升。同时，文章引入丰田汽车召回案加以说明。美国政府的主导与参与，社会公众强烈的维权意识，高度发达的社团组织，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这些都促成了丰田公司在美国史无前例的汽车召回行动。然而，这些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所以，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这种社会责任行为不可能在中国发生，过去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丰田公司不会这么做，其他跨国公司也不会这么做。

　　其后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圆桌互动活动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业务拓展处处长罗雅霞主持，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林义鸿，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徐轶，经济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曹明福作为嘉宾出席。圆桌论坛围绕“企业怎么既要承担社会责任，也要追求盈利最大化”等问题展开讨论，10多位参会人士就各种自己关心的话题向嘉宾提问，学者与企业家展开热烈的互动。

　　最后，广东省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黎友焕博士致闭幕词，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