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过时的和过度发展的概念，正在逐步让位给“企业公民”。

　　从财务责任到“三重盈余”

　　1953年，一个名叫霍华德•博文的学者，受美国基督教会联合委员会的委托，写了一本书叫做《生意人的社会责任》。作为6卷本的“基督教伦理和经济生活”丛书中的一卷，《商人的社会责任》总结了基督教的商业伦理理念以及这种伦理在19世纪以来的实践和应用，第一次正式将企业和社会连接起来，提出除了赚取利润之外，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比如通过捐赠、慈善项目来帮助穷人、有需要的人以及反馈社会大众。《商人的社会责任》成了第一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系统和理性化阐述的书籍。

　　由于霍华德•博文的论述出发点是在欧美社会具有深厚基础的基督教伦理，因此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1958年，著名管理学家西奥多•莱维特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信仰”(而不止是谈论)“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随后，在上个世纪美国社会民权运动和立法的不断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

　　但是，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概念上比较接近这个字眼的严格意义，强调的是企业应该承担对于社会和社区的责任，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也比较集中在慈善或与慈善相近的领域。于是，就在“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开始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时候，反对者也开始涌现。西奥多•莱维特和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曾经专门撰文，反对“企业社会责任”。在反对者看来，企业的职能是遵守法律和规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赚取财务上的利润。而社会责任，则是强加在企业之上的、不必要的沉重负担，甚至会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形成负面的影响。

　　反对的生意加快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1979年，阿奇•卡罗尔(Archie B. Carroll)提出了著名的三维模型。回归到企业运作的基础，卡罗尔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整体，包括了经济责任(包括盈利)、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以及其他任意方面的责任。三维模型扩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消弭了“社会责任”和“财务责任”之间的对立，而将它们包括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之内。

　　由于三维模型暗合了当时的民权运动的进展，因此它迅速受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拥护者的欢迎。同时，受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保运动的影响，后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维”修改为财务、社会和环境，提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实现财务、社会和环境的“三重盈余”(或称“三重底线”)。“三重盈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流理论，并且从美国、欧洲扩散到全球。

　　从“责任“到“底线”

　　在“三重盈余”的基础上，在“相关利益者”理论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开始出现繁复的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开始泛化，责任框架延伸到非常丰富的层面，甚至包含有10多种责任。在这种局面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开始凸显两大缺点：一是责任框架的泛化，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范围无所不包，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社会”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从而降低了其本身作为概念的有效性。媒体、企业、学者经常同时在多个层面使用这个概念，使得这个概念本身变得模糊不清。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始终无法摆脱“责任”二字的强加意味。“责任”一词的内涵，在普通公众的理解中，更多指是一种义务，含有浓重的“附加”和“负担”的意味。

　　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企业和社会活动家开始采用“企业公民”这个概念。“公民”这个概念，源自古罗马，指的是城邦内享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的自由人，后来延伸为某个主权国家享有合法权力和义务的居民。因而，所谓公民，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身负权利和义务的个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体)。而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或者说，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企业。

　　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企业公民，需要在商业实践中善待在商业生态网络中的各个层面的、相互联系的利益相关者：顾客、员工、社会(社区)、环境与资源、合作伙伴(包括上游和下游)以及股东。在现代商业世界，企业通过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获取收入和利润，缺少任何一环，企业都很难完成其业务运作。要构建良性的商业生态，要求企业在获取利益的运作中，至少不损害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从而获得企业运营的“六重盈余”。

　　企业公民理念，通过将企业还原到其本质(即在社会之中承担权利和义务的组织机构)，弥补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缺陷。首先，企业公民理论从企业所身处的关系网络和商业生态网络出发，不单纯强调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社会”)，而是应该对其所身处的网络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其次，企业公民理论不单纯强调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而是推动其承担与其本身享有的权利和获取的利益相对应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企业公民用“底线伦理”代替了“责任伦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其基础伦理理念混合了基督教信仰伦理和责任伦理，强调的是对“责任”即人的行为后果的主动承担，很大程度上讲得是“自律”。而企业公民概念，其基础是基于一种网络关系之上的“底线伦理”，以不损害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底线”，以实现企业经营上的“六重盈余”。在当下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透明化时代”，企业正面对无所不在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告密者和监督者，已经进入一个越来越“他律”的时代。一旦跨越底线，企业面对很有可能就不再是需要主动或者被动承担的“责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和“灭顶之灾”。